出收入。
投机、运作、赚钱、发财,成为宋地小贵族们每天都在讨论的事。原本租种给农夫的土地,变为了种植土豆酿酒的庄园;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,成为了轮作靛草棉花豆类的农场。
土地的变革,也为陶丘带来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,以及重要的自由劳动力。即便墨家不断把人装船送到泗上,陶丘依旧还有很多农夫不走,而是卖了土地去城市求活。
正是“用贫求富,农不如工,工不如商,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”,陶丘这座天下之中的商业城市,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转型。
泗上的每一步发展、每一种新商品出现、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蛮荒之民聚落的市场,陶丘这边便会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。
那些已经没有垄断暴利、被墨家放弃的手工业,迅速在陶丘发展起来。纺织业、染布业、造船业、木器业、制陶业这些年急速发展。
商人的力量越发膨胀,有钱却无势,因为身份的阻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,于是开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权利,认同墨家“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、人无分老幼贵贱有才即举”的理念。
如索卢参那样的人,或许看到了这背后平等隐藏的不平等,但社会的发展还没到那种地步,也很难一蹴而就,因而陶丘的发展处在一种上升起。
手工业者、小商人每日聚会,听墨家的讲学,带着一种市民阶层对平等的追求,成为了市民阶层的主力军。
大商人则忙着加入墨家牵头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“公司”,比如在潡水之战后墨家问越王要了许多的“习流”水师和造船工匠,那是十年前明确在条约中的,于是沿着泗水经淮河邗沟再到楚地、百越一带的商船每一次都获利丰富,已经有颇多大商人加入其中,利益相连。
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、茶叶;泗上的冶铁、军火、玻璃、煤炭;宋地的粮食、棉花;北地来的马匹,本地的养殖……种种这些,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。
这种情况下,商人最恐慌的,就是没有“成文法”,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,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,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,而且利益相连,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。
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,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,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。
几次争取之后,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,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,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。
而魏国、齐国的政策扩张,让他们深感恐慌,于是他们出钱、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,墨家出技术,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,成为控制齐、鲁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市。
并且出资成立了一支义师,只不过这支义师是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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